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中国式现代化 ——2023城市科学新年论坛暨《天上的街市》发布座谈会

2023年1月12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数字化城市与交通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人民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2023城市科学新年论坛暨《天上的街市：江南城市文化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发布座谈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张元济讲堂举办。本次新年论坛以中国式现代化与人民城市建设、江南文化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为主题，同时举办《天上的街市——江南城市文化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出版座谈会。来自上海社科联、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苏州石湖智库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科学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东方教育时报、上海科技报等媒体出席会议。

一、中国式城市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城镇化国家。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可知，中国式城市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式现代化也必定是以新型城镇化为主体形态的人类现代化新形态。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的牵头单位，长期从事中国城市化的问题、特色、本质、规律、形态和道路研究。十余年来，在中国式城市化的总体框架下，我们的主要研究领域涵盖了经济带、城市群、都市圈、同城化、都市区、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城市、乡镇、传统村落等空间层级，涉及到人文城市、都市文化、江南文化、智慧城市、科技中心城市、资源型城市、新城新区、设计之都、艺术之城、城镇化率预测、城市治理、城市现代化等领域。同时，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适应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融合大趋势，确立了创建中国人文城市学派的初心使命，持续不懈地探索文化引领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新理论、新模式、新路径。

2013年2月18日，《光明日报》光明讲坛以整版篇幅发表刘士林教授的《什么是中国式城市化》，在国内首次提出“中国式城市化”概念并对其内涵、属性、模式等进行了研究探讨。该文将中国式城市化比喻为“早熟的儿童”。和作为“早产的儿童”的拉美一样，中国城市化的很多历史条件并不具备，常常面临被各种问题和障碍压垮的危险。但不同的是，中国勇于摆脱欧美的约束和羁绊，通过顽强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不断克服由于早熟带来的虚弱和恐惧，独立自主，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国家发展道路，同时也不断积累经验，建构着中国城市化内涵和形象。与作为“正常的儿童”的欧美城市化也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进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弊端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的当下，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具有容易控制和发展更均衡的优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不仅在逻辑上迥异于西方理论的假设和推理，在现实中也走出了一条和世界其他国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深入总结中国城市发展经验，全面确立中国城市文化自信，需要尽快提上历史议事日程上来。

二、《天上的街市——江南城市文化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书介绍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首次就长三角区域文化建设作出战略设计和安排。在文化资源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文化建设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大力探索和发挥江南文化的引领作用，有助于长三角走出一条区域文化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在充分吸收当代江南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诗性文化和城市文化学为理论方法，以江南区域文化、江南城市史、江南文化精神的现代阐释为研究对象，我们致力于探索一种以文学、美学、社会学、设计学等为基础理论和方法，融基本理论建构、历史经验阐释及文化引领社会为一体的综合性交叉学科理论与应用研究。

在江南文化与城市领域，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江南的两张面孔》（2003）、《江南人文关键词》（2003）《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2005）、《江南文化读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振衣千仞——江南文化名人》（2010）、《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2010）、《中国风·江南文化丛书》（包括《江南的两张面孔》《人文江南关键词》《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杭州的一泓碧影》《青峰遮不住的寂寞与徘徊》《吴山越水海风里》《世间何物是江南》《诗性江南的道与怀》《春花秋月何时了》《桃花三月望江南》十种，2013）、《江南城市群文化研究》（2015）、《二分尘土——江南人文空间的城镇与村落》（2019）、《江南吻文化资源》（2020）、《江南诗性文化》（2020）、《江南的春山与秋水》（2021）等，我们尝试构建一种具有全球视野、区域特色、传统价值、时代意义的江南文化的基本理论框架和话语谱系，同时希望秉承交通大学“求实学，务实业”的人文精神，为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方法、思路和路径。

2022年10月，我们团队在江南文化与城市领域的最新成果——《天上的街市：江南城市文化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由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江南文化研究”系列课题之一的研究成果，并入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研究特色上，本书以江南城市的历史源流、形态变迁、文化创造、当代发展为研究对象，对古代江南城市与今天的长三角城市群、古代江南城市文化与今天长三角区域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机制和精神演进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以苏州、南京、扬州、杭州、宁波、徽州、上海等具有代表性的江南城市为个案，通过对其城市文化的起源、历史流变、近代转型、文化价值及其与长三角一体化的关系展开探讨，生动诠释其特有的江南城市性格与江南文化精神，客观揭示其在近现代发展历程中面临的矛盾困惑，积极探索构建江南文化引领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新模式，为当代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提供诗性文化资源和科学发展参照，并为我国其他区域、城市群和城市的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绪论江南的历史、文化和城市

第一章江南城市文化的诗性内涵与文化阐释

第二章江南城市群与长三角的历史渊源与当代重构

第三章苏州篇：江南水乡里的一株睡莲

第四章南京篇：从“金陵王气”到“六朝烟水气”的变奏

第五章扬州篇：以“灯火连星汉，帆樯近斗牛”作对联

第六章杭州篇：日常生活审美化最佳实践地

第七章宁波篇：有一颗面向大海之心的江南城市

第八章徽州篇：中国古代城镇建设者出生和出发的地方

第九章上海篇：从大海里升起来的伟大城市

第十章建构江南城市研究的诗性人文学术谱系

结语关于深化江南文化及城市研究的若干问题

三、未来江南城市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领域

打造江南文化品牌，是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目标之一，也是衡量其发展质量的重要评价尺度。江南文化是诗性文化，代表了我国区域文化最高的审美和艺术水准，是最符合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本土思想文化谱系。以品质精美的江南诗性文化为战略资源，建设新时代长三角高品质城市文化与文明，对内有助于提高市民和社会文明程度，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对外可利用江南文化在全球文化体系中的良好口碑和艺术魅力，全面提升长三角在当今世界的文化影响力和文明竞争力。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文化引领长三角一体化的道路必定是任重而道远的。为推动江南城市文化研究创新发展，避免原地踏步甚至反复炒剩饭，未来江南城市文化研究应在以下十个方面重点探索并有所突破：

一是江南城市的起源与演化的系统研究；

二是江南区域文明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演化路径研究；

三是作为长三角核心区古典形态的明清太湖经济区的层级关系与竞合机制研究；

四是江南城市文化的典范形态与精神标识研究；

五是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一体化的原理与机制研究；

六是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治理现代化的资源与路径研究；

七是江南文化引领乡村振兴的长三角区域模式与路径研究；

八是江南城市文化在长江文化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九是江南运河城市群引领大运河文化带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政策与战略研究；

十是江南文化传承创新示范区的战略布局与总体规划研究。

展望未来，可以相信，在长三角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江南城市文化研究必将作出更多、更大和更重要的新贡献。

附录一 《光明讲坛》：什么是中国式城市化（摘要版）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不仅在逻辑上迥异于西方理论的假设和推理，在现实中也走出了一条和世界其他国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现在到了该认真总结经验和确立中国城市发展自信的时候了。

现代城市化进程源起于欧洲工业革命，又被恩格斯称为“得天独厚”、“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的美国承袭和发扬，欧美模式是现代城市化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流。城市化率高、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主要由市场主导，是欧美城市化的主要特点。

20世纪以来，原本主要属于农业社会的拉美地区，在欧美影响下形成了另一种城市化模式，起点低而速度快、机械模仿欧美模式、城市化过度，是拉美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点。各界普遍认为，这个模式很失败，所以又称“拉美陷阱”。

把这两种城市化模式相比较，可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欧美模式是个“正常的孩子”，而拉美模式是个“早产的孩子”。欧美城市化具有自然发育成长的特点，在起步阶段，除了有工业革命积累的物质条件，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现代性变革。与之相比，拉美模式主要是人工刺激和西方诱导的结果，很多内在条件和外部积累都不成熟、不充分，特别是这个进程速度太快，超过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甚至也超过了城市自然环境和城市人的精神心理承受能力。

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和地区，中国和拉美在快速城市化中出现各种问题甚至危机在所难免。如与拉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对，中国也有约1.3亿的“农民工”及家属，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仍处于“半城市化”阶段。但两者也有根本性的差异，严重依赖、依附西方的拉美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举债城市化”，并深陷入“国家性贫困”中。而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仅编织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近十年来也使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了1.8倍。尽管未来城市化的压力依然巨大，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仍可持续十年以上，所以对中国的城市化仍可乐观其成。

中国的城市化可以称为是一个“早熟的儿童”。和拉美一样，中国城市化的很多历史条件并不具备，常常面临被各种问题和障碍压垮的危险。但不同的是，中国勇于摆脱欧美的约束和羁绊，通过顽强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不断克服由于早熟带来的虚弱和恐惧，独立自主，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国家发展道路，同时也不断积累经验，建构着中国城市化内涵和形象。与欧美城市化也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进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弊端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的当下，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具有容易控制和发展更均衡的优点。

由此可知，中国城市不仅在逻辑上迥异于西方的假设和推理，也走出了一条和拉美国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

但是，早熟的儿童也有早熟的问题与弱点，有些历史阶段也是不可能完全超越的。所以我们不仅有大量的课要补，前面也会继续有很多的失败和痛苦。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已人口过半，城镇化战略清晰而坚定，但由于资源有限、人口众多，时间紧迫和世界局势复杂，中国是不可能很舒服地走完这一历史必经阶段。

但对中国城市化也不须持悲观态度。与西方城市化的“率性而为”和“不计后果”，与拉美城市化的“依赖症”和“丧失自我”相比，中国城市化从一开始就考虑得比较仔细，顾及的层次和关系繁多，因而我们民族建构的中国式城市化模式，理应是人类城市化所有可能的道路中“最好的那一条”。有了这样一个模式，我们就可以自信，与悲观的西方人把城市看作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相反，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发展的未来。

（全文见《光明日报》，2013年02月18日 05 版。）

附录二 江南文化与长三角一体化

一、江南的空间界定与精神内涵

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江南”的概念。据《吴越春秋》记载：“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之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之上，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此处的“江南”指的是东周时吴、越等诸侯国所在的区域。但这个概念和后来不断变化的江南差距甚大。

关于江南空间的界定，先要有一个依据或标准，一般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处在江南的核心区，在地理空间上有重要的代表性；二是承载着江南文化精神，能充分彰显江南地区的人文特色。

由此出发，要确定江南的对象与范围，首先需要界定江南的空间范围和文化特质。从历史传承的角度，这一界定和划分，既要大体符合江南历史上的真实情形，同时还不能与今天的行政区划有太大的冲突。

1.江南地区演化变迁的总体情况

江南既是一个空间范畴，也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历史地看，从先秦到西汉，“江南”尚不是专有名词，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包括现今的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至东汉时期，江南开始“较多地指称吴越地区”。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越来越多地代指南方朝廷，尤其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从唐代至元代，“唐代江南道的范围也几乎包括整个长江中下游。……元以后行省的设置，更强化了这种趋向”。再到明代南直隶和清朝江南省的设立，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上海市、安徽省全境及今浙江省嵊泗县、江西省婺源县、湖北省英山县等。

由此可知，江南空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除四川盆地以外的长江以南地区”向“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范围”演化的过程，并基本稳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但这个关于江南地理空间与范围的表述，并不适合作为江南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面积摊得过大，其中一些历史上江南省曾管辖的行政区域，如湖南、江西及湖北的的一些地区，很明显不适合纳入今天以长三角为空间的“江南”范围内；

二是文化的内涵过于杂多，如楚文化、湘文化、赣文化等在今天已自成一体，不适合再以“江南文化”来概括；

三是就当下而言，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中，江南文化正在成为长三角的共有精神家园和共同打造的文化品牌，而历史上的很多曾经属于江南省的地方都不在这个范围内。统筹以上考虑，需要在历史上变动不居的江南空间范围内确立一个比较稳定的核心区。

2.以明清“八府一州”为主体的江南核心区

马克思认为：“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很重要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方法论。由此出发，在研究“商品”时，马克思不是从古希腊的商品交易，而是从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即“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把这个著名的“钥匙”方法论运用到江南空间的界定中，就可以说，尽管历史上有很多种江南的形态，但它们本身只是“低级阶段上表露的成熟形态的征兆”，同时，也只有深入研究了成熟形态的“江南”之后，才能为理解和认识历史上的各种江南形态提供一把钥匙。

据此方法并综合有关研究，明清时代的“八府一州”，是江南地区在历史上的成熟空间形态，也是历史上各种江南形态围绕旋转的核心区。所谓“八府一州”，是指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苏州府下辖的太仓州。作为江南区域在历史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八府一州”不仅圈定了江南地区的核心空间与主要范围，其在江南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主体地位，也是其他相关的地理单元很难“喧宾夺主”的。

当然，“八府一州”说不是没有问题，由于偏重古代太湖经济区，这一界定也会显得机械和不够灵活，忽略了与其在商贸与文化联系密切的城市，如“江南十府说”中的宁波和绍兴，还有不属于太湖经济区的扬州和徽州等。对此可借鉴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区”概念，将“八府一州”看作是江南核心区，其他则视为其“外延”或“漂移”现象。这是以“八府一州”为江南空间的主要考虑。

3.以诗性文化为核心的江南文化精神

有关文化的定义，据统计超过了160多种，在提供丰富的理论方法的同时，也给江南文化的认识和界定带来很多困惑。对此同样需要运用马克思的“钥匙”方法，一方面，在与我国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把握江南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创造，另一方面，在与我国其他区域文化精神的比较中，把握江南文化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结构中最独特的逻辑内涵，由此获得江南文化的精神本质与核心价值。

在区域文化方面，首先，与经济落后的区域相比，江南的显著特点是富饶的“鱼米之乡”，但经济发达却并非为江南所独有，古代作为“天府之国”的巴蜀，在这方面和江南地区就难分伯仲。其次，与文教落后的地区相比，江南的显著特点也被称为“文人荟萃”，但这同样只是江南在某个阶段的特点，如汉唐时期的中原地区，在软实力方面同样不输于吴越。因此一般所说的经济富庶和人文繁荣，还不能看作是江南地区的本质特征。

在文化内涵方面，目前对江南文化精神有一些界定和阐释，如务实、崇文、重商、重教、精致、精明、开放、灵活等。它们均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但也存在着不小的局限性。以“务实”为例，江南人当然务实，但不能把“务实”看作是其独有的性格特点。因为与西方民族的思辨哲学和宗教精神不同，中华民族以实用理性著称于世，因此更应把“务实”理解为中华民族的普遍精神特点，且其起源地是在中原地区。

在逻辑分析上，江南精神是指“在江南地区的江南文化精神”，意思是“江南有，其他地方没有或者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江南诗性文化”，认为“诗性和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其核心是超越了中原文化的实用理性，作为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正是在江南诗性文化中，才真正体现了古代江南人民的独特创造和重要贡献，并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中国文化提升到审美创造和自由发展的新境界。

二、江南文化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确定了方略和目标。同时提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首次就长三角区域文化建设作出战略设计和安排。在文化资源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文化建设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大力探索和发挥江南文化的引领作用，有助于长三角城市群走出一条区域文化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1.深入提炼江南文化特有的“经世致用”精神，为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主体条件

城市群的要义是构建合理层级体系和高效分工协作机制。由于客观存在的利益和矛盾，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从来不可避免。

从文化和价值的角度看，以“二元对立”为基本特征的西方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是造成城市群内部无序竞争和激烈矛盾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此而言，以天性友善、处世温和、考虑周全、做事精细为基本特色的江南文化，不仅在历史上成功处理过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人际关系，也完全可成为治理城市群内部矛盾、减弱其冲突和危害性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城市是人的城市，人的思想、观念、行为和态度，直接决定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质量和境界。对江南文化特有的“经世致用”价值进行研究提炼总结，形成一批具有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并通过多种教育渠道、学习平台和传播方式对干部群众进行“江南文化教育培训”，不仅可实现以江南文化取代西方现代文化，也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内部合作协调创造良好的主体条件。

2.充分利用江南文化独特的“诗性审美”价值，引领新时代长三角建设高品质城市文明

西方学者把当今世界城市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称为“罗马化”，即“物质建设的最高水准与社会人文发展的最坏状况”。在已高水平实现小康、并先行开展现代化试验区建设的长三角，近年来出现的“逃离北上广”等现象足以引起高度警觉。预防和治理“物质建设”和“社会人文”的不协调与不平衡，是实现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内容。

江南文化是诗性文化，代表了我国区域文化最高的审美和艺术水准，是最符合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本土思想文化谱系。以品质精美的江南诗性文化为战略资源，建设新时代长三角高品质城市文明，对内有助于提高市民和社会文明程度，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对外则可利用江南文化在全球文化体系中的良好口碑和艺术魅力，全面提升长三角在当今世界的文化影响力和文明竞争力。

附录三 江南诗性文化的一份岁月清单

在充分吸收当代江南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以诗性文化和城市文化学为理论方法，以江南区域文化、江南城市史、江南文化精神的现代阐释为研究对象，探索一种以文艺学、美学、城市社会学为基础，融基本理论建构、历史经验阐释及文科社会服务为一体的综合交叉型研究。在近年来完成和出版的一系列著作——《江南的两张面孔》（2003）、《江南人文关键词》（2003）《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2005）、《江南文化读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振衣千仞——江南文化名人》（2010）、《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2010）、《中国风·江南文化丛书》（包括刘士林、万宇：《江南的两张面孔》、刘士林编著：《人文江南关键词》、刘士林编著：《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洪亮：《杭州的一泓碧影》、冯保善：《青峰遮不住的寂寞与徘徊》、刘士林：《吴山越水海风里》、洪亮：《世间何物是江南》、姜晓云：《诗性江南的道与怀》、万宇：《春花秋月何时了》、朱逸宁：《桃花三月望江南》十种，2013）、《江南城市群文化研究》（2015）、《二分尘土——江南人文空间的城镇与村落》（2019）、《江南吻文化资源》（2020）、《江南诗性文化》（2020）、《江南的春山与秋水》（2021）、《江南城市文化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2022）中，我们主要在以下若干方面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探讨，并尝试构建一种具有全球视野、区域特色、传统价值、时代意义的江南文化的基本理论框架和话语谱系，同时也希望“求实学，务实业”上有所建树，为江南文化的复兴与实际运用提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

1．界定与阐释江南范畴的基本内涵。以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为方法论，从成熟形态的角度对江南范围进行界定。尽管魏晋以后，由于北方与中原的人口、文化大量南移，使江南地区在经济与文化上后来居上，但作为成熟形态的江南无疑是明清两代。据此我们以李伯重先生的“八府一州”说为基础，吸收了“江南十府说”中的宁波和绍兴，同时，还将不直接属于太湖经济区，但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文化联系十分密切以及由于大运河和扬子江而密切联系起来的扬州、徽州等纳入江南的范围。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借鉴区域经济学理论，将“八府一州”看作是江南的“核心区”，而将其他地区视为“外延”。“八府一州”是江南区域在历史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圈定了江南地区的核心空间与主要范围，其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主体地位是很难被其他地理单元“喧宾夺主”的。

2．梳理与明确江南区域文化的历史源头。在关于江南区域文化的看法上，学界常见的观点是“一分为三”，即“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随着安徽全境纳入长三角，江南文化也自然延展为“一分为四”的新形态，即“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和“徽州文化”。这一划分尽管便于应用和描述，但由系统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基本原理可知，作为有机整体的江南文化必然大于吴、越、海派、徽派四者之和，因而对它们的单体研究决不等同于江南文化研究。要找到江南文化作为一个独立谱系的存在根据，就需要从原始发生的角度去追寻。综合20世纪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文明已发育得相当成熟。以上古时代自成一体的长江文明为背景，可以找到江南文化发生的历史摇篮。正如李学勤先生说，“黄河中心论”最根本的问题是“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江南文化的历史渊源是长江文明，而不是黄河文化的传播产物。在解决了这样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之后，可以为重新理解江南文化提供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之后，江南文化的历史根脉也将变得更加名正言顺。

3．提出并论证江南诗性文化的理论观点。在学术层面上，要论证江南区域文化的独立性，关键是要弄清江南文化的独特创造与深层结构。从历史上看，文人荟萃、文化发达是江南的主要特征，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江南区域文化在中国最独特的本质，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地区在很大意义上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使江南文化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真正拉开距离的，是因为在其中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如果说，在江南文化中同样有伦理的、实用的内容，并与北方-中原文化圈一脉相通，那么也可以说，正是在审美自由精神这一点上，真正体现出古代江南民族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由此可知，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或者说，江南诗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最高本质。江南诗性文化在江南文化研究中的“理念”地位，也决定了江南诗性文化本身还是江南文化建设的“诗眼”和“龙珠”。

4.提出并进行江南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具有独立品格与话语形态的江南文化理论研究一直是一个较大的空白，系统研究、原创理论更少。我们以马克思文化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借鉴西方文化研究与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以诗性文化理论为基础性的学术框架，以诗性人文学术方法为总体性的方法论，对江南文化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与范围、框架体系、价值形态等进行系统与深入的探讨。主要内容包括：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南区域文化精神的历史生成过程；以江南之江南、中国之江南、世界之江南为基本时间框架，揭示江南文化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及其内在关联；以吴文化、越文化与海派文化为基本空间框架，研究江南文化发展的主要小传统及其结构关系；在区域文化比较的语境中，探讨江南文化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的异同；在江南城乡文化比较的框架下，研究江南城乡不同的文化结构与价值形态；以城市化进程为背景，探讨江南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5.提出并论证古代江南地区与当代长三角城市群的关系。古代江南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特别是在明清时代形成的高度发达的以苏州、杭州、南京等为中心的江南城市共同体，是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在江南地区开始最早、并一直遥遥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根源。长三角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概念，先后经历了1982-1984年的“上海经济区”、1984-1988年的上海经济区扩大版、1992-2008年以16城市为主体的长三角城市群、2008年长三角2省1市25城市版、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3省1市26城市版、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一市三省全域6个版本。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新加入的城市主要是一种附属角色。总体上看，尽管当今长三角与往昔江南已有不小的变化。但由于两个基本面——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包括古代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文化在内的江南诗性文化——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理空间和主要文化资源，所以仍可把长三角城市群看作是古代江南的当代形态。也就是说，长三角城市群并不是无本之木，如1980年代的长三角经济区概念，其雏形可追溯到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经济区。而1990年代以后的长三角城市群，其胚胎早在古代江南城市发展中就已开始培育。这是研究江南文化最需要关注的现实背景与发展趋势。

6.建构了江南城市群独特的城市模式理论。中国古代社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在物质生产上对自然条件与环境高度依赖，二是在社会生产上主要以“乡土中国”为中心。依靠众多发达的城市及其开拓的区域经济社会空间，以古代的扬州、苏州、南京、杭州等为核心城市的江南城市群，在以农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创造了独特的城市模式。非农业城市人口和新型城市社会关系，是江南城市群形成和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由于江南涉及的地理、人口与文化空间巨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这其中又以江南运河沿线城市最具代表性，沿着京杭大运河的“主干大街”，江南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曾深刻影响了北方的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及西部的河南、陕西等。具体说来，在江南城市群中培育的是一种不同于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而是以经济中心或商业中心为主要功能的城市模式。这些城市在不少方面具备了现代都市的内涵与特征，为中国古代文明在江南地区的发展与演化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

7．诠释了江南城市群创造的江南都市文化形态。借助于江南地区共同的文化源头和在古代城市化进程中密切的地理、交通、经济与文化联系，江南城市日益发展为一个水平更高、规模更大的城市共同体。同时，以此为基础又创造出远远高于其时代一般城市的文化发展水平，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现代都市文化功能与特征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其核心要素一是不同于北方城市诗性文化，这主要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对立；二是不同于江南乡镇诗性文化，其差异在于“伦理”与“审美”的不同。作为一种本土性的都市文化模式，在中国古代城市文化中达到顶峰的江南都市文化，对重新考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形态、现代价值以及探索如何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标本价值与示范意义。

8．还原了江南都市文化的典范形态与深层结构。一是以南宋临安为代表的江南都市文化形态。尽管江南地区很早就有邦国都城存在，但其附属地位很难影响中国文化的大格局。临安是江南都市文化走向成熟的第一个表现形态。与唐代长安、洛阳、北宋汴梁等不同，其在文化创造上的理念与动力已不再是现实政治利益，而是发自城市文化自身生产与消费的内在需要。二是以明清时代的南京为中心的江南都市文化繁盛形态。富裕的江南城市群不仅在经济上支持着整个国家机器的现实运转，在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审美趣味、生活时尚等方面也拥有了“文化领导权”。同时，江南都市文化在这一时期呈现的许多新特点，与现代都市文化在内涵上十分接近。三是从近代向现代演变过程中的上海新型都市文化。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中，上海都市文化的延续性、前卫性、典范性与代表性，是中国其他早期通商口岸无法比拟的。20世纪一百年来，海派文化已成为中国都市文化的一个基本象征。这三种城市群和都市文化形态，是长三角城市群最直接的历史基础。

9．探讨了江南中心城市的历史源流及其文化形态。对一个城市群而言，中心城市有两大基本职能：一是支配，二是服务。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群，以苏州为中心，形成了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城市层级关系，实现了中心城市“支配”功能与“服务”职责的统一，这是历史上的江南城市群能够实现功能互补和共存共荣的根源。与之相比，在长三角城市群过去长达30年的探索中，人们之所以多次感慨“长三角的圈始终画不圆”，主要是中心城市只想“支配”而不情愿“服务”，以及各种大城市“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愿意放弃”造成的，从过去的化工、汽车、纳米到当下的人工智能产业、大数据产业等，都是如此。众所周知，今天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取得诸多重要突破，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如在资源、产业等方面的冲突与无序竞争仍不时出现。就此而言，有关中心城市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十分重要。我们重点选择了扬州、苏州、南京、杭州和上海这五个城市，对其城市的历史源流与都市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以期为这些城市本身以及整个长三角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参照与传统经验。

10．揭示了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根本原因及路径。与西方相比，长三角城市群主要落后在文化软实力上，这与一个多世纪以来江南都市文化的衰落与边缘化直接相关。一是战争中断了江南地区自明清以来一直领先的城市化进程。二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选择的“政治型城市化”模式，使已获得充分发展的长三角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倒退与萎缩。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以不可持续为本质特征的“经济型城市”发展模式，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文化事业每况愈下的矛盾。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无论是文化产业直接带来的富可敌国的巨大经济效益，还是文化事业对精神文明、社会建设与心理生态健康的深层作用，都表明文化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上海“文化大都市”和“长三角世界级文化城市群”为战略定位，江南文化研究承担着为长三角提供文化认同与价值归属的国家战略使命。

11.阐述了江南城市群与文化研究的时代价值。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正在成为推动与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都市化不仅直接影响着当今社会发展，也深刻改变了我们对历史和传统的理解。江南城市群正是由此而生的一个新的研究对象。早在1976年，戈特曼（Jean Gottmann）就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称作世界第六大城市带。2008年，国务院提出建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层面。城市群建设不只是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包括着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丰富内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最发达、文化教育最富于创造活力的江南地区构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其特有的人文地理、城市传统、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等，直接影响着长三角今天的存在与发展，是必须关注的文化经验和精神资源。不仅有助于长三角城市群文化研究的系统和深入发展，同时还可为中国当代城市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具有“地方性知识”意义的参照框架。

12．提出并进行江南城市文化资源与产业的研究。文化资源是文化发展直接的现实对象，是潜在的自然文化遗产和文化生产力要素，不仅决定了文化产业的方式、规模与性质，也是一个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客观环境与条件。江南城市文化资源丰富，为我们实现从江南文化的历史研究到现代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储备。一方面，根据文化资源理论的基本规律与特点，建立江南文化资源的分类框架，按照物质资源、社会资源和审美资源三大原则，对复杂、纷乱的江南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编码，为江南文化资源的开发、创意和产业化提供基础。另一方面，根据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与特点，研究江南文化的要素集聚、文化品牌创建、文化事业发展等问题，同时，在长三角城市群文化发展的框架下，在政策、机制、形式等方面展开江南文化的研究，为催生更大规模、更具竞争力的江南文化产业群描绘途径。

13．从诗性文化角度展开江南城市建筑文化的研究。江南建筑有着独特的风格和悠久的传统，集中体现了诗性文化的理念与需要。由于古代江南民族与自然环境及资源的亲和关系，江南古代建筑的主要特征不是表达人对自然的征服，而是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大自然的地理与环境条件，这样的格局直到现代以来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其他地区一样，江南城市建筑的精神个性与传统形态迅速消亡，在空间与功能上日益趋同、千篇一律，不再具有诗意和适合人们居住、生活。在当今长三角城市空间的规划、设计与建设中，由于西方理性建筑文化以现代化的名义迅速取得了霸权地位，以及当代规划与建筑师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为标准与摹仿对象，遂造成了理性文化诸要素在其建筑空间中沧海横流，结果是建筑的单质化与同质化正成为江南城市空间生产普遍的宿命与噩梦。究其原因，当代江南建筑基本上是理性建筑观念与文化的产物，是理性文化战胜、驱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结果。以传统江南建筑的材料、技术、审美观念、设计风格、建造过程等为研究对象，建构与还原江南建筑中的诗性文化因素与谱系，为当代江南建筑借助诗性文化的精神资源，开拓出感性与理性、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风格提供思想资源与基础。

14．从诗性文化角度展开江南城市审美文化的研究。以文学艺术为主体的江南城市审美文化自古以来十分发达，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由于一直缺乏相对统一的审美文化理论基础，所以大多研究局限“专而深”的层面，而很难看到不同文学艺术类型之间的深层文化与美学联系。我们以“诗性文化”作为江南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与价值根源，以江南艺术环境、江南艺术精神、江南诗文、江南绘画、江南工艺、江南园林、江南戏曲、江南服饰等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对江南审美文化从发生、源流、典范形态、审美精神、现代性价值等角度进行一次综合性的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以江南区域和江南诗性文化为背景和主线，深入并集中研究最能体现江南审美文化精神的文学艺术类型，超越以时间顺序写文学艺术史的传统模式，强调环境—精神—艺术创作的内在逻辑关系，实现对客体与主体、形式与内容、艺术精神与文化创造之间关联性的深度认识与把握，对江南文学艺术共有的诗性文化本质和审美文化精神加以提炼和阐释，为江南文学艺术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提供重要的参照系。

15．从诗性文化角度展开江南城市民俗文化的研究。民俗是大众沟通情感的纽带和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准绳和维系群体团结的黏合剂，也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与中国其他区域不同，江南民俗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诗性文化功能与特征。我们从“诗性文化理论”切入江南民众世俗生活的历史流变与渊源，借江南地区民俗文化展示江南诗性文化在民间特殊的存在方式与生命力，在研究内容上涉及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工艺、娱乐游艺、民间艺术和信仰等习俗生活，厘清江南民俗文化中诗性精神的发展脉络，从诗性生活方式角度建构江南城市民俗文化理论的主体框架，同时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探讨江南城市民俗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为当代江南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路径。

16．关于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一体化研究。从地理上看，传统江南地区与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空间基本吻合。在人文上看，包含吴越文化、皖南村镇文化和海派文化的江南文化则构成了长三角传统文脉的主体形态。认为江南文化善于处理和协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社会和个人”的矛盾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物质与精神、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融合发展。没有对长三角城市群高度的文化认同，在现实中就很难走出“单打独斗”的怪圈。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江南诗性文化可以为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贡献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江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代表了我国区域文化在审美和艺术上的最高水准，是中国本土最符合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思想文化谱系，对应对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和心理危机、促进长三角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态的保护建设具有重大战略资源价值。

17.关于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乡村振兴的研究。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乡村振兴将成为“十四五”时期中国农村发展的主旋律。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和20世纪后期的“苏南模式”，一直影响着改革开放以来的苏南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为其他地区的农村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其最重要的特点是，环境优美、生活富裕、商业兴旺、教育发达、秩序井然……其最大成功是，与一些地区人们竞相逃离农村，导致农村空心化、土地摞荒不同，苏南乡村日益成为人们向往的美好生活家园。关于未来江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思路是“回到费孝通”提出的“高层次的超过一般的物质的生活”。长三角乡村既有丰富和深厚的江南区域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以来也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现在的关键是转变发展观念并做好顶层设计，把“高层次的超过一般的物质的生活”作为更高层次的发展方向，把近年来不够自觉、不够系统、不够长远的文化建设集聚起来，充分发挥自身在自然环境、历史文脉和区域文化资源上的优势，探索并走出一条“人文乡村振兴模式”。

18. 关于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治理现代化的研究。老子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一是很多“大事”和“大患”，都是由于不注重小事、细节而酿成。二是在问题和矛盾处在萌芽状态时，也是最容易解决或解决成本较低的。城市是人类的杰作，任何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也都可能成为引发重大公共危机的“黑天鹅”。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都加以管理和呵护才能保持城市的生命力。这种高度复杂和敏感的现实环境，是倒逼城市治理日益精细的主要原因。长三角尽管人口众多、空间巨大、社会结构超常复杂，但并不是“无序的复杂”，而是由一个个城市、一个个个体、一个个社会组织、一个个空间单元、一个个生产生活行为等要素，按照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规律规则有机组合而成。其中任何一个局部的风险和危机，最早就潜伏、酝酿于其中。以江南文化的精细化本质和功能为引领，以“绣花的细功夫”从“一针一线”处入手，在城市运行的细微处和城市管理服务的琐碎处下功夫，深入把握和及时掌控每个要素的变化和趋势，与其承载的海量异质社会需求形成匹配和对应关系，建立长三角精细化治理机制，既有助于把矛盾解决在“萌芽”阶段，也可把人文关怀落实到长三角城市群的每个角落。

19. 关于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的研究。上海在江南地区的地位，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兴替的过程。直到10世纪前叶，上海主要是一个“小跟班”的角色。当时的青龙镇尽管已有“小杭州”的美誉，但与唐宋的扬州、苏州和杭州等相比，明显只是江南地区的一个商贸节点。上海在江南地区真正找到感觉，是在1843年正式开埠以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发生在1930年代，此时的上海不仅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文化中心”。后来中国的电影、音乐、舞蹈、戏剧、文学及西方礼仪、餐饮、节日文化等，都是经上海传播和普及的。在这个时期，上海在融合西方实用主义、北方实践理性与江南诗性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海派文化，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杰出代表。以家喻户晓的“月份牌”为例，以公司广告和赠阅形式为中心，再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商业实用主义；以内容方面的“二十四孝”为中心，延续着中原文化圈的伦理实践理性；以形式方面的时髦美女为中心，又与江南诗性文化精神十分贴合。因此可以说，不仅江南文化始终是上海文化的核心资源，后者也因前者的滋润而呈现出迷人的大都市魅力和气质。

20. 关于江南文化与长江文化的研究。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长江和黄河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同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在历史传承上看，以太湖为中心的古代江南地区是长江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以诗性智慧为内核的江南文化是长江文化中久富盛名的人文景观。江南文化是长江文化最具魅力和影响力的“诗眼”，长三角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龙头”，而近年来长三角城市群共建江南文化品牌的实践经验，则为推动长江文化与长江经济带协调和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具体说来，以生态保护为优先的长江经济带建设，无疑更需要有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的基础支撑。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它们不可能是建基于人与自然截然对立的西方理性文化及工具主义，而应是以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存为理想的中国诗性文化及实践理性。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曾多次指出，江南文化是中国诗性文化的典范形态，从江南诗性文化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江南人民及江南生产生活方式，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矛盾的最高水准，因此必然要成为引领沿江区域文化转化创新的榜样，并在当代长江文化传承保护弘扬中发挥出“龙头”作用。当然，如同长江经济带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广阔腹地一样，长江文化也是江南文化发挥更大作用的广阔天地。从丰富多样的长江文化中吸取营养，进一步拓展江南文化的视野和胸襟，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及长江经济带建设，也是未来江南文化创新需要深入探索和努力实践的。

21.关于规划建设江南文化传承创新示范区的研究。面向十四五时期和2035愿景发展目标，由三省一市联合研究和探索共建国家级江南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的可行性，不仅可以将长三角已开始重视的江南文化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可以为现实中火热建设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供更加深厚和强大的文化和软实力支撑。长三角共建江南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的有利条件众多。首先，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比，长三角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区域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持续支持区域文化实现更高水平的重建和复兴。其次，与其他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相比，集聚着世界一流文化人才和团队的长三角，在文化发展理念特别是在开放发展和国际化上，同样拥有其他区域不具备的视野和优势；再次，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共同的传统文化资源，也是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体系中均拥有良好口碑和无穷魅力的小传统，共建江南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不仅有利于解决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文化冲突和矛盾，也有利于在中国和世界建设一个传统文化复兴示范区。最后，共建江南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契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以品质优雅的江南文化为文化资源，建立高品质的长三角城市文化，不仅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也有助于切实促进和引导长三角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西方谚语说“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也深知长三角一体化必然是任重而道远。为了推动江南文化研究的学术创新，避免老是在原地踏步，一再重复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甚至是过一段时间就炒一次剩饭，我们对近年来江南文化研究中一些学术探索作了初步梳理，以期为未来的江南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逻辑起点和理论起跑线。

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长三角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征程中，江南文化必将以学术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和更重要的新贡献。